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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肅歷史上的牧馬業

    時間:2021-01-20 13:49來源:大西北網-甘肅日報 作者:車安寧 點擊: 載入中...
      
      武威漢墓出土的木軺馬車(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出土于秦安葉家堡的唐代三彩騎俑隊列
      
     

     山丹馬場
      
      本報特約撰稿人車安寧
      
      中國歷代王朝都認識到馬的重要作用,把馬排在六畜之首,對馬的馴養、繁殖、使用極為重視,并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采辦、牧養、訓練、選用和激勵的管理制度,把馬業納入政府管理的重要職能之一,稱為馬政。甘肅地區是歷代王朝實施馬政的重點區域之一,也是馬匹馴養、使用和交易最活躍的地區。
      
      一
      
      人類馴養馬的歷史,據最新的考古發現,可追溯到萬年以前,幾乎與狗的馴養歷史一樣長。馬在我國被馴養,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在漫長的人類發展史上,馬是人類不可或缺的幫手,馬吃草不與人類爭食,飼養方便,用途廣泛。馬不僅是交通和生產工具,同時人類也吃馬肉、喝馬奶,并在早期的祭祀和殉葬中使用馬。在古代,馬由于兼以乘騎、馱運、農作等,是社會生產力的重要體現,猶如當今社會之汽車、拖拉機等器械。同時,在冷兵器時代,馬匹也充當了一種特殊的戰爭工具,馬匹的數量和質量成為一國軍事實力的體現。直至近代,騎兵依然在沖鋒、偵察、通信、運輸、邊防巡邏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甘肅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自古與馬有緣。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家馬發現在距今4000年至3600年左右的甘肅地區。伏牛乘馬,是屢見于史籍的典故類成語,其意是指伏羲部族馴服牛、騎乘馬這樣的勞動技術。
      
      甘肅在歷史早期其地理、氣候條件適宜牧馬,因此便成為歷代王朝實施馬政的重點區域之一,也是馬匹馴養、使用和交易最活躍的地區。這一點從當代中國旅游標識和中國郵政標識都源于甘肅的出土便可見一斑。在甘肅歷史上,中原王朝的向西拓展,絲綢之路的通暢,漫長的官方驛站等都少不了馬的蹤影。在敦煌壁畫中,豐富多彩的各類馬的形象,更是把甘肅的“馬緣”表現得淋漓盡致。
      
      周王朝時期,周孝王專門任命秦人的先祖在今天水一帶馴養馬匹,因有功,對其賜姓封地。秦立國以后,秦穆公稱霸西戎,將甘肅東部的天水、甘谷、武山、岷縣、隴西、臨洮等地納入秦國版圖,當時這里地廣人稀,山青草盛,又與河西及北方游牧民族接壤,易貨易馬,因此擁有大批良馬,當時被稱為“秦馬”,以后秦國之所以能橫掃六國,擁有大批軍馬便是原因之一。
      
      二
      
      至漢,中原軍隊在與游牧民族政權的對抗中,一度處于弱勢,特別是漢高祖白馬之戰失利后,更加認識到騎兵的重要性。漢文帝時,頒布了“復馬令”,以免除兵役的政策鼓勵私人養馬。經文帝、景帝兩代幾十年的休養生息,倉儲充實,牲畜大增。漢武帝登基時官馬即達40萬匹,并出現“庶眾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繁榮景象,這才有了建立強大騎兵軍團與匈奴對等較量的基礎。
      
      早年,生活在甘肅河西地區的烏孫、月氏、匈奴等少數民族都是以畜牧業為主的游牧民族。當年這里背靠祁連山,土地廣袤,水草豐茂,牧畜興旺,多出良馬,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因此,河西走廊也就成為中原王朝和各少數民族競相爭奪的“寶地”。公元前121年,漢朝大將軍霍去病率遠征軍在河西擊敗匈奴,為漢朝拓展疆域,設立河西四郡奠定了基礎??梢哉f,當時在甘肅大地上進行的河西之戰,就是當年最大規模的以騎兵為主的決戰,沒有之二。后人普遍疑問,匈奴人是游牧民族,善于騎射,剽悍勇猛,并占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怎么會敗于漢軍?其實,西漢初年,當政者除大力養馬馴馬,又發展了馬鞍、馬鐙(此時是馬鐙雛形)等技術,而當時的游牧民族除了文化落后,軍事思想不及漢軍外,其馬政也遠不及漢王朝,處于一種部落與家族間各自為政的自然狀態。
      
      西漢拓展河西后,開始實行屯田開墾制度,同時也在祁連山下的大馬營灘(即現今的山丹馬場)設置皇家馬場,發展牧馬業,還通過絲綢之路采購西域良馬。在與烏孫國“和親”后,烏孫王作為回報,曾贈送漢朝數十匹矯健駿捷的“烏孫馬”。漢武帝下詔,在中央王朝設立苑馬司,專司馬政。武帝為得到大宛馬,曾不惜派貳師將軍李廣利遠征大宛。
      
      后人有“漢唐之所以能張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的說法,可見漢朝的馬政制度對后世的牧馬業有深遠的影響。此后沿襲,歷代王朝都把馬政視為富國強兵的重要國策。
      
      漢武帝時,有一個重要人物金日磾(前134年―前86年)對漢代馬政貢獻頗大。他本是漢代駐牧武威的匈奴休屠王太子,作為人質入漢,武帝賜其姓為金。金日磾原是匈奴人,甚知馬性,后得武帝賞識和信任,為漢朝廷的馬監,總管養馬事業。金死后被尊為“馬神”“馬王爺”,可見其在任時影響巨大。
      
      漢末軍力大衰及天下大亂與此時不重馬政,疏于經營也有很大關系。
      
      三國時董卓送與呂布,后由曹操轉贈關羽的赤兔馬。就是董卓從西涼帶來的寶馬良駒。西涼馬超統帥的“西涼軍”是三國時期最強悍的騎兵部隊,史稱“涼州大馬,橫行天下”,可見當年甘肅地區便是出良馬之地。這應當與此前實施多年的馬政傳統是分不開的。
      
      據說北魏時一位宗室王爺元琛甚為奢侈,家里養的是波斯進口的純種黑馬,可見當時絲綢之路在與波斯通商時,良馬也是“進口商品”之一。
      
      三
      
      唐立國后,具有鮮卑血統的太宗李世民,征戰出身,當然更知道騎兵的重要,故非常重視馬政建設。貞觀年間出于經略西北的需要,唐王朝建立了系統完整的馬政機構和制度,在隴右地區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監牧基地,并加大對外馬市貿易,這不僅直接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也為軍隊提供了大量優質戰馬,在唐朝前期的開邊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時設在甘肅東部的隴右牧,是中國歷史上官方經營的最大牧場之一。隴右牧是在隋代馬牧基礎上接手建立的。隋代雖短,但隴右牧設置機構復雜,官員頗多。唐王朝對隴右牧極為重視,唐太宗任命朔州人尚承奉御張萬歲為太仆少卿,專司馬政。隴右牧即從陜西大荔西南一帶的赤岸澤移至隴右。由此,甘肅馬業曾一度達到極盛。甘肅境內產的著名的河曲馬和岔口驛馬都是當時選育出的名馬。
      
      當時的隴右牧地跨隴西、金城(蘭州)、天水、平涼四郡,幅員千里,有50監,分統于南、西、北、東宮四使,其中西使城是今天的定西城關,而南使城則是靜邊塞。牧馬的役工除了在當地招募以外,朝廷也把一些罪犯流放于此,作為勞役。
      
      張太仆在任20多年,并祖孫三代典牧,業績不俗。據《新唐書·兵志》載:唐代初年,得突厥馬二千匹,得隋馬三千……此后的40年中,馬發展到70余萬匹,隴右牧不能容,全國馬價大跌。貞觀二十年(646年)唐太宗視察靈州時,還親臨隴右視察養馬業。史書載“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措置有方的張萬歲被后人譽為“大唐伯樂”,他不僅為唐太宗勵精圖治、開疆拓土立下“汗馬功勞”,也同時成為一代養馬專家而光耀中國馬政史。
      
      唐天寶年間發生安史之亂后,吐蕃乘隙東侵,經營歷時120多年的隴右牧沒于戰亂。大唐失去隴右屏障,海內騷然。至唐末,西北邊患未盡。
      
      宋夏之時,甘肅大部為西夏屬地。西夏采取農牧并重的政策,設群牧司專管畜牧業。西夏輔都設在涼州,這里的繁榮一度超過主都興慶(銀川),河西走廊的畜牧業獲得了空前發展,史稱“涼州畜牧甲天下”。而當時宋王朝的牧苑也在甘肅的文、階、西和州一帶。宋熙寧九年(1076年),在甘肅河州設立了官辦的大型買賣市場——榷場,由市易司專管,其中馬匹和茶葉都是重要的大宗商品。
      
      四
      
      元代統治者為游牧民族出身,自然重視牧業的發展。元初,元太宗窩闊臺之三子闊端,即率兵駐屯涼州。公元1247年涼州會盟后,闊端受封西涼王,統治今甘、青、藏、寧及內蒙古西部、新疆東南部分地區。當時中央政府將駝馬、牛羊等全歸兵部掌管,地方上則由當地政府直接掌管。闊端在自己領地自然重視牧業發展。1271年元世祖又在宋朝、西夏統治期間在廢棄了200多年的河西大草灘上恢復了皇家馬場建制。
      
      明初,為解決馬匹緊缺,承襲了唐宋以來行之有效的馬政管理手段,置群牧監,后改為太仆寺。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設立了山西、北平、陜西、甘肅、遼東5個行太仆寺。其中陜西行太仆寺設少卿、丞各一人,治所在今平涼。永樂四年(1406年),明成祖下令將上述5個行太仆寺改為北直隸、遼東、平涼、甘肅四個苑馬寺。其中甘肅、平涼苑馬寺所轄都是六監二十四苑,苑馬寺的最高官員為“卿”,從三品。甘肅苑馬寺為最大,分布在河西走廊和青海東部地區,共牧馬十余萬匹。其中部分馬場又恰好與明初“關西七衛”中的安定衛、曲先衛、阿端衛、罕東衛相互交錯重疊。這樣,既利用了這里豐美的水草和少數民族善于畜牧的有利條件,也打亂了草原原有的勢力分布,為維護這一地區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甘肅隴南也是歷史上陜甘茶馬古道的必經之地。中原王朝的軍馬與官府用馬大多來自于西北地區,多由絲綢之路獲得,這就使得處在絲綢之路隴右中線與秦蜀道北端的隴南,在明代以前就成為“茶馬互市”的中心地帶。
      
      明代建立官辦的“茶馬互市”,以國家壟斷性質管理茶馬交易。據《河州志》記載,傳統的古河州榷場成為中心茶馬司。朱元璋把茶馬貿易納入政治范疇,把它變成從政治上分化和控制番民的手段,從而把茶馬貿易推向規?;?、制度化??陀^上“茶馬互市”加強了農業與畜牧業的互通有無,促進了市場繁榮和經濟發展,也增強了中原漢族與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交流,鞏固了邊疆。今天河州人的“善商”意識也許就是由此而來。
      
      明王朝為解決苑馬寺種馬和馬源的稀缺,曾多次下令從“互市”調撥馬匹。永樂年間,河州茶馬司就所交換來的1434匹北馬全部分配給陜西、甘肅的苑馬寺。明代甘肅境內的河州衛管轄的范圍以內,有19個部族承擔著向朝廷納馬的職責,這無疑也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官辦的“茶馬互市”后來也因為“茶貴馬賤”交易不公和官員的貪腐而消失,但民間的“互市”依然延續存在。
      
      明英宗正統以后,隨著馬政的衰落,大量牧地廢棄。正統二年(1437年),朝廷下令裁減平涼苑馬寺。正統四年(1439年),革甘肅苑馬寺。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平涼苑馬寺下轄只剩長樂、靈武二監,牧地僅數百里。尚書劉大夏薦南京太常卿楊一清為副都御史,督理并核查整頓陜甘馬政。由此陜甘的牧馬業得到短時發展。后楊一清被陷去職,西北的馬政又趨于衰落。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年),明王朝重新整治修繕山丹大草灘馬場設施。此時的草場面積300多萬畝,養馬4萬多匹。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各苑遵選人員,集中于平涼,開辦牧馬學校。但明朝后期腐敗,一切都已成頹敗之勢。
      
      五
      
      清康熙元年(1662年),靖逆侯張勇率軍驅逐盤踞在甘肅河西大草灘的羌人,并在此重設永固營。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朝,為用兵西北的需要,在甘肅廣設營牧場。乾隆元年(1736年),在甘州、涼州、肅州、西寧各設馬場一處。甘州馬場選在大草灘,涼州馬場設在黃羊川,肅州馬場設于嘉峪關外花海子湃帶湖,西寧馬場置于擺羊戎。四場各立牝、牡馬1200匹為本馬。嘉慶六年(1801年),僅大草灘馬場繁育馬1.8萬多匹。至道光年間,馬大蕃息,各場馬匹多至2萬余匹。
      
      鴉片戰爭前,各牧場皆繁榮興旺,其產出大批牲畜除調給軍隊和屯田外,還參加馱運礦石、救災賑恤。道光六年(1826年),新疆發生叛亂,清廷先后從天山北路和陜甘運兵3萬前往征討,動用馬匹不下5萬。
      
      鴉片戰爭后,國運不濟,甘肅馬場大都逐漸荒廢,牧場大多開墾為田。楊昌浚主政陜甘時,馬政雖有恢復,但已趨于衰落,在甘肅大地上曾經萬馬奔騰的景象已經一去不返了。
      
      最后一次在甘肅境內見到龐大馬隊的是清軍收復新疆的大軍。清光緒二年(1876年)左宗棠率西征湘軍六七萬人,其中騎兵15營,近萬人,加上后勤輜重馬匹不少于5萬,由蘭州集結出發途經河西走廊,沿途還不斷征集馬匹糧草,浩蕩蜿蜒,進軍新疆。
      
      總的來看,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有“馬政興則國運興,馬政衰則國運衰”的說法。甘肅地處西北,在歷史上長期處于多民族雜居、農牧兼蓄、半農半牧的社會,作為馬政實施的重要基地,對歷朝各代經濟發展和邊疆穩固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與此同時在甘肅這塊土地上也產生了豐富多彩的馬文化,這種文化,從諺語、民俗、民風、歌舞等都可以反映出來。例如甘肅少數民族地區至今還保留著賽馬的風俗,甘肅境內的諸多地名都留有馬的痕跡,諸如:馬鬃山、馬銜山、馬營河、鄧馬營湖、馬家塬、放馬灘、海馬湖、驛馬鎮、馬集鎮、馬路灘、馬營鎮、貢馬井、羊馬古城等等。
      
      今天,隨著社會的發展,軍馬和民用馬都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馬的蹤跡也不再隨處可見。甘肅作為古代重要的牧馬基地,也成為一段傳奇歷史。












     
    (責任編輯:張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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